1903年8月4日，一台蒸汽机拉着一列客货混杂的火车吐着白烟吭吭哧哧地从信阳出发，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开往汉口。30公里，这在有着高铁运行的今天，只需短短的几分钟，然而，这列从二十世纪初开往我们的列车将要运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鸡公山下后来十分著名的新店火车站。这就使乘坐那次列车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李立生，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施道格的牧师有着充足的时间来想象他们将要到达的那座山脉的未来的景象。这是第二次，他们第一次对鸡公山的探访是1902年的秋天。也就是这年的夏天，京汉铁路孝感至信阳段刚刚建成通车。列车时速尽管只有15公里，但这已大大地缩短了汉口前往信阳的时间。要知道，1901年李立生带着他的家当先乘火车后乘牛车从汉口到信阳整整走了五天。对于一个异国的基督教徒来说，道路真是遥远而迷茫。
   至今，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如果没有张之洞主政修建的京汉铁路，就没有避暑胜地鸡公山的今天；同样，所有的资料也都显示，如果没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可能有鸡公山的今天。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定了《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厦门、上海等五处通商港口，为基督教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俄、英、法、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通商口岸由沿海扩大到长江沿岸，并明确规定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当时教堂林立的汉口成了基督教深入中国内陆的基地；而京汉铁路的修建，使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遍布豫、鄂两省。乘坐1903年8月4日信阳前往汉口列车的这两位就是众多传教士们中的成员，他们一是从英国传教士李德生十九世纪末期在庐山开发避暑之地的事件中得到启示，二是出生在挪威的李立生难挡中国内地夏季的酷热，要给自己和家人找一处栖身之地，这才有了他们第二次对鸡公山的寻访。传教士的那次寻访不光光发现夏季鸡公山清晨的温度不足25度，而且在一个农舍旁发现了山泉。不错，是山泉。在鸡公山上，我曾经寻访过多处由山泉构成的水井，而且，至今我也没有见过一条从山下通往山上的输水管道，这也就是说，鸡公山水源充足。我自认为，交通的便利、宗教的传播与丰足的水源，构成了鸡公山之所以能成为民国时期四大避暑胜地的三个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要素。
   丰足的水源给鸡公山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生存保障。1903年秋季，也就是两位传教士在第二次寻访鸡公山之后，他们在做好土地购买等方面的工作之后，伙同一个名叫马丁逊的同伴，开始到鸡公山上自己烧砖建房，这就是鸡公山避暑胜地形成的开端。李立生他们通过美国驻汉口使馆，然后在西方媒体上大肆宣传，鸡公山开始引起传教士们的注意。而李立生他们把购得的土地划成若干份出卖的行为，引起了当时清朝政府的注意，就发生了后来的中国赎回出租事件，并签订了《收回鸡公山山地另议租屋避暑章程》。赎回事件加速了鸡公山的开发，豫、鄂两地的传教士、洋商、买办蜂拥而至，包括本土的达官贵人，纷纷投建别墅。那个时期有多达二十多个国家的传教士和商人在鸡公山上留下了三百多幢哥特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合掌式等等不同风格的建筑；山上还汇集了英、法、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三十多家银行与商号。鸡公山被划分为教会区、避暑官地、豫、鄂森林地四区，就山势构成的石板街道纵横交错，十分繁华。清政府又先后设立了警察局、邮局、电报局，成立了工程局、租地局；1935年张学良将军将鸡公山升为特区，成立鸡公山管理局，成为了国民政府七个（包括庐山、莫干山、北戴河等）直属管理局之一。但是鸡公山整体格局的营建到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大体已经停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鸡公山现存的别墅，大多是在1926年之前都已经建成。现在，我手上的这本《到鸡公山看老别墅》（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用详实的史料，客观公正的目光把鸡公山上每一座重要的建筑的来龙去脉都为我们娓娓道来，并逐一进行甄别、考证。在何军先生的笔下，鸡公山上的别墅为我们构筑了一道凝固的历史，一座鲜活的文化山城。我们从这些老别墅前的石板路出发，寻找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鸡公山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洋务运动、军阀争战、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等，我们看到，一些在中国历史中地位显赫的人物像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蒋介石、罗章龙、叶剑英等等也都在鸡公山上留下了行踪。
   在《到鸡公山看老别墅》里，作者同时为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应该说，20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是鸡公山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二千多居民中有一千多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在不同时期建造了大、小两座教堂，当时有多种教派在山上共存：信义会、中国内地教会、长老会、浸礼会、美国圣公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等等。有许多不同国籍的教徒聚集在这里，教会从早到晚用英语、瑞典语、挪威语和中文为教徒进行各种服务；教会还创建了著名的美文学校，学校主要课程包括德语、挪威语、拉丁语、英语、汉语、科学、几何、代数、历史、地理、公民学、宗教和家政，学校十分关注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精神与文化现象。中国的教课书历来都把西方进入中国称为列强的侵入，这种侵入也包括宗教的传播。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看，基督教带来的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等各种理念确实给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医学、农业、林业、建筑等等各方面新的科技与信息，这就是中西方面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现在，距离1903年8月4日那两个身背行囊的西方传教士走出新店车站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又十年，在通读《到鸡公山去看老别墅》这本著作之后，我们会突然对那两个在鸡公山山脉上渐行渐远的身影产生一种别样的目光。是的，那个时候鸡公山上的植被还不像现在这样茂盛，还光光的没有一间房屋。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强烈的阳光下，由于那些从山地里生出的晃动着的水汽，使那两个行走的传教士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里变得即陌生又真切。